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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作為一種新的傳播方式，對人類生活有很大的影響，而且這個影響從廣度與深度都是史無前例的，這里對知識產權的影響也是一樣。知識產權法治必須因應互聯網科技進步。在20日召開的“2018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高層論壇”上，大連理工大學知識產權學院院長陶鑫良認為，鑒于互聯網科技進步的日新月異，不但要提速傳統立法，還應加強前瞻立法，同時整合知識產權權利法與競爭法的立體保護。
        陶鑫良說，知識產權法治必須因應互聯網科技進步。“知識產權制度是科學進步發展到一定程度應運而生的。”他說，科技進步是知識產權函數的自變量，而互聯網是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分水嶺。在這一背景下，“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可期收益和實際權益，隨著知識擴散超速度和信息傳播高密度顯著增加，同樣的智力成果或知識產權在互聯網科技進步環境下發生倍增、十倍甚至百千倍增”。
但同時，和科學技術一樣，知識產權也是把雙刃劍。陶鑫良分析，侵權行為的廣地域特征和侵權手段的高技術特點，使得發現侵權和制止侵權更加困難，而知識產權“漁翁”因此不當獲利，出現一些專利流氓、商標蟑螂、專利地痞。
        “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讓知識產權更加凸顯兩重性，知識產權的正當及不正當競爭平行。”陶鑫良說，要讓知識產權權利人盡享互聯網恩惠，又要防止知識產權被濫用。
事實上，有專家指出，互聯網在打亂傳統產業模式的同時，也為知識產權保護帶來更多的挑戰。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中國辦事處副主任呂國良就曾表示，加強對網絡侵權行為的限制需要更多方面的綜合考慮，不僅要考慮專利保護，還要采取商標保護、商業秘密保護、版權保護等措施。
        以著作權保護為例，陶鑫良建議，要改革現有“正向”著作權授權許可模式，建立創新的“反向”著作權授權許可模式。“利用互聯網科技進步帶來的信息全對稱，建立覆蓋全面的‘巨無霸’網站，構筑著作權人便捷登載有關其作品授權許可之格式化信息的平臺架構。”
        在這一平臺上，如著作權人未就相關作品在互聯網上明示授權許可，則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該產品但隨后應按指導價格支付費用。如果著作權人明示了授權許可，則使用者可以通過互聯網上的信息方便快捷地聯系到權利人，獲得許可。
        此外，陶鑫良強調，還應立法修法，對知識產權“漁翁”加以規制。
        網絡內容、網絡作品的知識產權保護，網絡環境下的作品保護，亟待加大力度。廣東金融學院副院長姚志偉也拋出了同一問題。在他看來，在現有知識產權保護機制下，著作權人的登記、維權成本均較高。“且他們對維權速度要求比較高，例如，一篇微信文章的傳播時間可能就兩三天，維權耗時超過這個期限就沒有意義了，現在各平臺建立了一些保護原創文章的機制和措施，但跨平臺的抄襲怎么辦，希望國家層面能考慮出臺一些措施。”